[轉載]不是因為玩手機而孤獨; 是因為孤獨才玩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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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你總會聽到各種因“玩手機”而引發的“慘案”，最近一個案例是：某學校老師因不滿學生在課堂上“玩手機”，沒收了三台蘋果手機，並從三樓扔下，兩台手機螢幕當場粉碎，老師以此教育學生，不要沉迷在手機世界，要睜眼看看這個現實世界。

嗯，你一定熟悉這樣的場景：早高峰時的地鐵，人們面朝手機，低下頭顱，仿佛新時代的禱告；朋友之間，用“點贊”重新勾勒友誼；家庭聚餐，晚輩將頭扭向自己的智能型終端，置身于與遠方人的“氣泡”之中，留下長者的無名怨憤。“世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我們坐在一起，你卻在玩手機”——這句互聯網時代的哀歎並未因哀歎而衰退，人們卻愈發為手機感到坐立不安。

不少人將此視為時代困境——由“陌生人”構成的社交網路擁有現實無法比擬的吸引力，讓人近乎於“失控”地對身邊人選擇淡漠。紀錄片《互聯網時代》將人類從現實搬向虛擬的過程比作移民：“當互聯網時代迎面而來，學者們將從現實世界向虛擬世界的移民與五百多年前航海家哥倫布的遠航相提並論。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目的——為了新的生活。”

無可否認，透過口袋裏的小小手機，人類正在重塑比以往更大的自我，也重新定義自我與他人的邊界，而真正的疑問是：這到底是扭曲還是豐富了我們引以為傲的人性？

也許事實並非如你想像的那樣。

孤獨地表演？
為什麼人們會成為手機的囚徒？若尋求心理學的解釋，恐怕沒人能給出比雪麗.特爾克更好的答案，這位被譽為“技術領域的佛洛德”的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家，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醉心於網路聊天室和虛擬社區，寫書慶祝互聯網將指引人類奔向光輝歲月，並登上被極客們奉為圭臬的《連線》雜誌封面。但是，二十多年之後，她不再樂觀，轉而成為全球最著名的科技反思者之一。

在特爾克看來，社交網路極具誘惑力，它恰能彌補人性中脆弱的一面。“我們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種，時常感到孤獨，同時又害怕被親密關係所束縛。社交網路為我們製造了一種幻覺：我們有人陪伴，卻無須付出友誼。我們彼此連接，也能互相隱身……那種‘沒人願意聽我傾訴’的感覺在我們與科技的關係裏起了重要作用，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Facebook或Twitter，上面有這麼多自動生成的聽眾。”

擁有聽眾，意味著擁有存在感。某種意義上，社交網路上朋友圈更像是人們“秀存在感”的舞臺，朋友圈未處理的消息提醒變成了存在感的標識。不過，在謹慎的特爾克眼中，這也許是一種幻覺。“我們可以在不需要真正友情的情況下體驗被關心和陪伴的幻覺，我們借助技術找到和別人保持聯繫的感覺，並可以舒服地控制這種聯繫。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這麼舒服，也沒能很好地控制。”

由於技術手段的更迭，相較於現實中的面對面溝通，在不少人看來，對於大多數的人際關係，在虛擬世界交流似乎更為遊刃有餘。換句話說，如果生活是一場表演，那麼在社交網路上則可以演出“最好版本”的自己。特爾克曾問過一名沉溺於短訊的少年，為何不面對面交談？少年回答：“因為面對面交談是即時發生的，你沒法控制你要說什麼。”（事實上，我本人雖不算手機依賴，卻深受其擾——你無法想像我女朋友對這玩意兒的迷戀，我甚至做過十餘次實驗：當我在她面前搶了她的手機，哪怕什麼也不按，這位女子也深陷巨大的不安，焦慮，臉變綠，好似我搶了她正在表演中的虛擬靈魂，或者說，她正在遭遇精神上的強姦……）

在心理學上，社交工具都能讓每一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自己希望成為的樣子。“我們可以編輯——就是說可以刪除，修改，和潤色我們的面容和聲音，甚至整個形象。”特爾克認為，“人類之間的關係非常豐富，也很複雜，且需要技巧和精力來處理。我們現在可以用技術使它變簡便。在我們做這種簡化時，一個很可能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了簡便的聯繫放棄了面對面的交流。這是自欺欺人，長此以往，我們似乎忘記了這一點，或者沒有人在乎這一點了。”於是，誰都希望做最好的自己，哪怕只是一場孤獨地表演。

原始社交需求
不過，這位焦慮的心理學家似乎忘記回答一個問題：人類為什麼會感到“孤獨”？事實上，已有不少學者暗示了另一條被忽視的邏輯鏈：是手機導致“孤獨”，還是“孤獨”導致人們無法放下手機？他們的回答是：與其說社交網路是互聯網時代令人上癮的香煙，不如說它滿足了人類原始的需求。

學者們從進化心理學上給出解釋：人類是群體性最高的物種，原始時代，與他人建立聯繫對個人的生存無比重要，對群體的歸屬感也內化為一種心理需求。祖先時期，部落對個人最重的懲罰往往不是處死，而是驅逐出部落，這種懲罰機制也隨著時光流逝轉化為古代的流放，以及現代的囚禁。這種對與社會失去聯繫的恐懼根植於大腦，延續至今——某種意義上，無論電話還是社交網路的發明，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都是人類對與他人產生聯繫的本能需求。

事實上，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幹一件事：用技術延伸身體的可能性。到了互聯網時代，延伸人類的社交能力，似乎已成為大勢所趨。於是，當人們漠視身邊人之時，也在滿足著擴大社交，追尋想像中的人際關係，與更多可能成為朋友的人彼此連接的需求，就像《互聯網時代》描繪的那樣：“每一個過往歲月，具有社會經驗的成人在他曾經依存的村莊和都市，尋找到與自己特別興趣一致的夥伴，將是怎樣一件艱難而讓人興奮的事情。滿足人們特定興趣的資源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裏一直是稀缺資源。今天不同了，院牆街道，山川大海，甚至國界洲際，都不再是束縛，在地球半徑上充分鏈結的人們享受著興趣夥伴的富足。”而這勢必帶來對揮別過去的不安——尤其當過去顯得那麼溫情脈脈。也許正如學者段永朝所言：“人的孤獨感和對科技發展的擔憂，都源於對確定性和秩序的失去的恐懼。”

讓未來更好
幾乎所有預言者都認為，無論排斥還是接受，社交網路對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目前只是冰山一角。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如今人們對社交網路既離不開又不堪其擾的矛盾，或許只是因為它黏性不夠，或者說，它不夠好。

正如特爾克的核心論點，無論Facebook還是Twitter，今天的社交網路總令人感到冰冷，缺少溫度。在一次演講中，互聯網研究者王煜全表示：“這是因為互聯網剝奪了面對面交流的情緒的部分，使得我在與其他人交流時像是和機器在交流，得不到那種從屬於某個群體的安定感，目前還沒有辦法形成感情寄託。”而事實上，與情緒相關的計算，已成為不少公司著重研究的物件。

另一個更為實質的問題是：一個人到底需要多少個朋友？畢竟，社交網路上動輒上千的“好友”可能連認識都算不上。理論上，這個問題已被英國人類學家羅賓.鄧巴解答。早在二十多年前，根據人類大腦新皮質的厚度，鄧巴提出了非常著名的“鄧巴數”，即“150定律”——150人是人類大腦建立彼此相熟的社交關係的上限。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社交網路也許會告別如今混亂的所謂“好友”管理，而是告訴每個人，誰才是你真正的150人好友，以及實現更多現實意義上的社交功能，而非漫步目的流覽一個與你不相關的人今天上午的早餐。

當然，無論“低頭族”還是“社交網路依賴症”的出現，都說明當下人們生活的某種分裂，而沒有人喜歡分裂。“設備應讓我們更人性化，更活在當下，總聯網並不代表我們應有兩個區分的生活——真實生活和數位化生活。”谷歌X實驗室負責人Astro Teller這樣認為：如今“科技讓人們冷漠”的論調只是受當前科技水平所限，未來的手機肯定不會朝“兩個拇指交互”的方向發展，而是淡化其使用背景。“手機並不因為外形更酷，更輕，續航更持久而更好，手機變得更好的方向是讓人們不用帶著它們到處走。”

過往的歲月已經證明，成功的發明終將從人們的意識中消失。正如凱文•凱利所言：“我們不再認為椅子是科技，只是把它們看作是椅子，但曾幾何時，我們還沒有制定出椅子到底應該有多少只腿，應有多高。當我們試圖使用它們時，它們經常出現散架的情況，可過不了多久，電腦也將像椅子一樣，成為微不足道的到處都有的事物（之後再過數十年，電腦就跟一張紙或沙粒一樣了），我們將不再意識到電腦的存在。”而手機的命運或許也將如此。

如今，全球社交網路的用戶已超過十六億，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正分身於虛擬世界，而隨著所謂“數字原住民”——對數位化生存沒有任何偏見的一代人的成長，虛擬與現實的分界將愈發模糊不清。

可那畢竟是虛擬世界啊？面對這個問題，伴隨手機長大的孩子也許會引用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個小讀者寫信給《夏洛的網》的作者E•B•懷特：“你的童話故事是真的嗎？”懷特去信回答：“不，他們是想像出來的故事——但真實的生活也不過是一種生活罷了，想像裏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