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匠人” vs 中國“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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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辛子：日本的“匠人”與中國的“商人”

　說起中國人和日本人不同的國民性，有這樣一句話相當有名：“日本人是匠人氣質，中國人是商人性格。”
　　說出這句話的，是出生臺灣、僑居日本的華人前輩邱永漢先生。邱永漢先生1924年生於臺灣，2012年5月，88歲時在東京仙逝。身前不僅是被尊為“賺錢之神”的著名在日華人實業家，還是首位獲得日本著名文學獎“直木獎”的在日華人作家。邱永漢先生一生遊走穿行於中日之間，精熟深通中日兩國文化，因此會對兩國的國民性有這樣的高度概括。
　　“匠人”在日文中寫成“職人”。作為匠人最典型的氣質，是對自己的手藝，擁有一種近似於自負的自尊心。這份自負與自尊，令日本匠人對於自己的手藝要求苛刻，並為此不厭其煩、不惜代價，但求做到精益求精，完美再完美。
　　例如日本著名的建築家安藤忠雄，在設計建築東京的“表參道之丘”時，曾與日本著名的建築公司“大林組”合作。安藤忠雄設計的“表參道之丘”全長280米，在“表參道之丘”接近完工時，“大林組”的施工人員對安藤忠雄說：“全長280米，分毫不差。”
　　安藤回答說：“沒關系，相差個5厘米10厘米的，完全沒問題。”
　　“大林組”的人當即正色回答安藤道：“那可不行！不能有絲毫偏差，這是身為技術人員的自尊心。”
　　不僅是建築現場的施工人員，就是負責建築設計的安藤忠雄本人，也是極具“匠人氣質”的建築家。
　　安藤忠雄成名之後，某次接受日本媒體采訪，談到他每次接到客戶的設計任務情形。說自己從早到晚，除了思考設計方案，腦子裏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事。於是主持人便笑著問：“您一定是想要將‘建築家·安藤忠雄’的所有一切，都要具體化地體現在自己的建築作品中吧。是不是甚至恨不得連建築門牌上都要寫上‘安藤忠雄’幾個字才好？”
　　結果安藤忠雄答：“不，我覺得我設計的所有建築，都是屬於我自己的所有物，只不過暫時性借給客戶使用一下而已。”
　　或許正是源於這樣的一種極其自負的“匠人式”追求吧，從未接受過正規科班教育的安藤忠雄，才能從無名小卒，成長為世界級的建築家。
　　而這種“匠人氣質”，不僅僅體現在日本的技術人員或設計師身上，就是在普通日本公司的職員、甚至一般日本商社的商務人士身上，也一樣可以看得到。
　　幾年前，我曾在名古屋的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工作。有一年，這家貿易公司接到了本田公司這樣的大客戶的一筆訂單：為本田公司未來三年內，準備在全球同步上市的一款新車，生產使用於自動車門上的一只小馬達。
　　不錯，僅僅只是生產一輛新款本田車上的微不足道的一只小馬達而已。但負責這個業務項目的部長，卻如臨大敵。他們將這筆訂單的生產任務，交給了中國廣東的一家合作工廠去做。為了保證這只小馬達的品質，特意以千萬年薪，高薪聘請了一位日本的電機專家，每周往返於中國和日本之間，負責品質管理監督。
　　對於這只小馬達的品質管理，嚴格到什麽程度呢？舉個例子說：僅僅使用在這個小馬達上的一個小零件，就要進行耐塵耐水耐熱耐寒耐熱沖擊耐撬耐震等等，等等，大大小小共37項檢測試驗，而為了說明這些試驗項目的檢測要求和性能，規格書整整寫了46頁紙----僅僅對小馬達上的一個更小零件的品質管理，就嚴格到這種程度，可想而知對於整只小馬達、乃至一輛整車的品質要求。
　　但盡管如此，第一批3000個馬達生產出來，通過出廠檢測，貼上了“合格”標簽並運送到日本之後，卻被查出有7個不合格。部長這下發急了，親自領著電機專家趕到廣東的工廠，通宵達旦地連夜檢查問題出在哪兒。但卻沒查出來。而中方的所有檢測記錄都表示：這批馬達是合格出廠的。
　　怎麽辦呢？這位日本部長，最後想出了一個讓人差點暈倒的“笨辦法”。
　　在接下來的幾批馬達再次“合格”出廠後，部長將在工廠負責出廠品質檢測的25名中國員工，跟隨每批馬達一起，如數集體邀請到日本來。然後讓同樣的一批人，對運送到日本的“合格品”馬達，以相同的方式，在日本再進行一次同樣的復查。復查之後，再由日方最終檢驗，以確保質量萬無一失。因為這25名中國員工來日本，是由日方貿易公司提出的，所以，除了要辦理他們來日本的簽證，還要負責他們在日本的住宿費和生活費、以及來往日本的交通費等一切費用支出。
　　就用這樣的方式，這筆本田公司的馬達生產項目，最後當然是圓滿保證品質地完成了任務，但也被貿易公司的部長活生生弄成了一筆只賠不賺的生意---因為所花的成本代價實在太大了！
　　但盡管貼錢賠本到了有些勞民傷財的感覺，甚至還受到中方合作工廠的抱怨，這家國際貿易公司的部長，卻不僅沒被降職，反而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贊賞。最後還得到了升遷。在我離開那家公司時，部長已經從國際業務部的部長，提升為整個名古屋分公司的負責人了。
　　由此可見，日本的公司職員之所以也能擁有如此強烈的“匠人氣質”，是因為日本的公司提供培養這種氣質的“土壤”。

何止是日本公司，實際上日本人的“匠人氣質”，是從童年時代就開始被培養的。舉個最身邊的例子：我家小學生去上學，光是鞋子就得每天準備三雙：一雙運動鞋，用來穿在腳上；一雙白色布鞋，用來進學校玄關的時候更換入室（日本的小學進教室前都得換上室內專用鞋）；此外還得另準備一雙體操鞋----這雙體操鞋是在室內體操場上體育課時專用的。
　　除了鞋子，還有配套的衣服：體育課使用的體操服和體操帽；遊泳課使用的遊泳套裝（包括遊泳帽，遊泳衣，潛水眼鏡，大浴巾等），繪畫課要用繪畫課專用的顏料套裝，裁縫課得裁縫課專用的裁縫套盒，打掃廁所必須用專用的長雨靴，即使中午在學校吃餐午飯，也要準備白色午餐帽和白布飯兜……，總之每個周一去學校，都得大包小包拎上一大堆，弄得跟搬家似的。
　　這種從小對日常用品的細分與歸類，培養出來的是成人之後對自身所從事的職業的拘泥與講究。
　　例如說拉面店。我們中國人開拉面店，煮面的師傅通常穿件破了洞的老頭衫就可以上陣煮面了，但日本拉面店的師傅卻不行。他們得穿上拉面店定做的衣服，衣服上還得大大地寫上“拉面”二字，再在頭上紮一條顯得極帥的頭巾——先將煮拉面的派頭和架勢準備好了，然後才能身姿姣捷、滿臉虔誠地開始煮面。拉面煮好，上面還要一絲不茍地擺放上半片雞蛋、一枚海苔，然後再將若幹枚叉燒肉精致地在面條上圍出“一朵花”——好了，一碗拉面端到客人面前時，那已經不叫“拉面”，而叫“作品”了。
　　連一碗拉面都煮得像“作品”，也由此可見，為什麽在日本，手藝有高低，而職業卻無貴賤了——因為無論你是拉面店師傅或豆腐店老板，還是頂尖級文豪或世界級設計師，除了身份的“外殼”不同，其內在的核心氣質，卻原來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是“匠人”。
　　文豪為自己留芳百世的作品而驕傲，豆腐店老板也一樣為自己的百年老店而自豪——因為那白白胖胖一枚又一枚的，那不是“豆腐”，那全是“作品”。也因此，懂日文的人，只要稍加留意，一定還會發現：在日本，對於一個行業的頂級人物，從不稱其為“大師”，而是稱其為“巨匠”。一個“匠”字，簡直入了日本人的骨髓。
　　而至於中國人的“商人性格”——什麽是商人性格呢？簡單概括起來，就是：以最低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無處不“商”，無可不“商”。商機無處不在。
　　舉一個真實的例子。
　　一位華人老前輩，N年前去住在美國的女兒家探親，當時美國一家超市正在促銷一款吹風機，廣告紙上寫著“買十臺，送一臺”。老前輩一看，大喜過望。當下毫不猶豫地掏錢買了十臺吹風機，再加上贈送的一臺，一共拿了十一臺吹風機回家。
　　女兒看見了，埋怨道：“買這麽多吹風機回家幹什麽？家裏用得著這麽多嗎？”
　　老前輩笑了笑，說“別急，我有辦法最後免費得一臺吹風機。”
　　什麽辦法呢？原來，那家超市對於賣出去的貨物，可以在規定時間內無須理由地退貨，老前輩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於是在“規定時間”內，分不同日期去了那家超市十次，每次去退貨一臺吹風機。最後家裏只剩下“買十送一”免費贈送的那臺吹風機——這就是“中國式的商人性格”，以最低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
　　而至於我們中國人的無處不“商”，無可不“商”——不說太遠，也不說我們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買個蔬菜也極其擅長的討價還價，只說說最近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紛爭”吧。當日本人被這個領土問題折騰得焦頭爛額，恨不得全世界搬救兵時，釣魚島所帶來的“愛國商機”，早已經在中國捷報頻傳，喜氣洋洋地“冉冉升起”。
　　從去年中秋前夕開始，就有商家及時推出了“反日月餅”和“保釣月餅”，而海鮮味的“釣魚島風味香腸”、五香味的“保釣鹵蛋”等等，也都跟著熱乎乎、香噴噴地美味登場。名叫“釣魚島”的各色餐廳，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在祖國各地迅速“生長”出來。
　　除此之外，還有酒店推出了誘人的“釣魚島菜單”：凡點“愛國套餐”的，不僅優惠，還免費贈送用艾草葛粉餅做的“愛國菜”一份----屈原在汨羅江下有知，一定哭死了：早知道用這種方式也能愛國，當年根本不應去投江，而應該去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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