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議民主」 必有爭議(王岸然)
2013年3月12日王岸然
「審議民主」 必有爭議
由今年1月16日提出起計，戴耀廷的「佔領中環」運動迅速成為也許是近二十多年來最重要的社會議題，這自然得力於近年主流傳媒已經運作嫻熟的議題設定能力。
在短短兩個月內，本來一盤散沙的泛民與社運各界，對戴教授的提議反應快速、正面、順暢；而戴教授的新鮮亮點也源源不斷，巨細無遺，由粗疏的公民抗命構想，變成連時間表也十分詳盡的五部曲。
究竟這是出於突然冒起的政治天才戴耀廷的努力，還是這根本就是一場劇本早定的大戲？
讀法律的人尊重疑點得益，筆者也不應例外，加上個人理念是支持以人民力量爭取民主，所以對事件的質疑，止於一個合理的政論者應該具備的批判思維下引申出來的方方面面疑問。
學系師生 少有回應
凡人民運動要取得成功，從下而上的過程是必需的，這些過程包括參與討論和決策。戴耀廷的構思之中，人民參與的成分相當之強，這與本地政黨慣於的運動模式相當不同；但這構思流於學術空想的成分過重，這些空想部分，有待各方進行認真的討論，並加以補充。
整個運動組成的重要一環是所謂「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台灣譯為「審議日」，以下均用這個譯名），戴耀廷在〈重塑香港的政治文化〉一文（刊2月28日）中對此已略作介紹；「審議日」是政治學上改善民主過程、加入直接民權成分的最新理論課題，出現不及十年。
戴耀廷讀法律而非政治，對政治學說亦有研究，可見他認真和構思準備充分。本港各大學皆有政治行政學系，修讀政治為本科的師生為數眾多，不少人活躍於政治評論，但對戴耀廷倡議的「審議日」、以一萬人的審議投票過程（Deliberative Poll），期望找到一個港人一起認同的民主方案這一創新民主建議，竟是了無回應。是迴避、還是不懂？令人費解。
不要以為「審議民主」的過程專政者一定反對，這一過程曾經由原創學者在中國雲南一個市作出試驗，還得到良好反應。在西方，相同的過程只是停留在學術試驗和討論階段，未在任何憲政制度之中獲得承認。
「審議日」的構想由兩位耶魯大學教授Bruce Ackerman和James S. Fishkin在2002年一篇叫Deliberation Day的學術論文中提出，這構思與兩位教授多項研究審議式民主的工作連貫，目標是針對改善民主制度下投票過程的缺點——不記名投票制度雖可保障投票者的權利，但也會帶來不負責任的投票行為。
主動參與 立場明顯
不少研究指出，美國人投票時會處於一種「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的心態，這是說為何投這一票，人人皆自命理性，其實是一種無知的投票，投票取向並非對政客或政治議題有深入認識，而是受傳媒、意見領袖和政治化妝師設計的「八秒金句」（Sound-bite）所影響。
簡而言之，若選民對重要政策先有討論和反思，投票的決定將有所不同；一些研究顯示，經歷「審議日」的過程之後，七成選民改變投票取向。
耶魯教授倡議的「審議日」與戴耀廷的構想明顯大有分別——形式上相同，皆由一群公民在一個特定日期對重大政治議題進行一到兩天的深入討論，討論過程透過電視和互聯網向公眾展示，然後進行投票。
經過「審議日」之後的投票，理論上遠為理性客觀，不會流於民粹或受到傳媒「話語權」的影響；而其影響經媒體的傳播，擴散到所有公民，有更大的認受性。
不過，耶魯教授倡議的「審議日」模式與戴教授的分別最大地方是，前者在沉默普通人之中抽樣發出邀請，每人可得二百美元津貼，作為一天工作的報酬。
至於戴教授的萬人「審議日」可讓大家主動報名參加，故此參與者已經不同於一般港人，他們是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不妨視之為理性激情的香港人，是民主傾向強烈的香港人。這樣的「審議日」，得到的見解，與耶魯教授構想的大有出入。
法律學家 提出質疑
就算在美國本土，不同意「審議日」式民主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當代知名法律學家、本身還是聯邦上訴庭法官的波斯納（Richard Posner）就直指民主不須審議；美國史上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例如平權運動、反越戰、墮胎合法化以至同志權益等，皆不須經歷謀求共識的審議過程；他更懷疑組織「審議日」的人可經資料的提供和小組討論員的帶引，為審議的結果預設答案。
戴耀廷計劃中的「審議日」，以決定港人接受民主方案的過程，由於是學術上的創意，會吸引各國的政治學者來港研究，成為國際關注的學術盛事；可以得到國際關注，這是可以預期的，但審議後的投票結果的權威性如何，單是學術上就是無可避免地引起極大爭議。
無論如何，「審議日」之後的網上全民投票和何俊仁的「辭職公投」，全是可供港人直接參與的直接民權運動，香港的政治文化勢必全面受到刺激而走向高調。
至於發動「五區公投」而站在道德高地的所謂激進泛民，一夜之間竟變為只能站在道德平地，失去帶領時代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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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學者對「審議日」提出質疑，認為「審議民主」，必會惹來爭議。 （資料圖片） 2013年2月28日
戴耀廷
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
不少人聽到我建議要以「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都會感到很詫異，奇怪我竟會提出這樣激進的建議。不過，他們只看到建議激進的表面，而我真正想作的也許更為激進——不單以行動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從而建立真正符合普選要求的民主憲政制度，更要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建立起能夠承托民主憲政制度的民主憲政文化。
從很實際的角度看，要令「佔領中環」行動成功，單靠泛民各大政黨的力量是不足夠的，必須結合所有希望實現真普選、並願意付出代價的港人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至少一萬人）。
在上一回政改，泛民政黨因為爭取普選，各自採取不同路線而出現分歧，導致彼此失去互信，要泛民主派在接下來的爭取真普選運動中共同合作，已變得極為困難。
這樣，就只可以回到最基本的位置，不再由各泛民政黨商討爭取普選的策略，而是由每個希望可以落實真普選的港人，以個人名義簽下「佔領中環」的誓約，由他們個人對其他同樣簽下誓約的人負上政治道德責任，從而實現普選。「佔領中環」運動將採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簽訂誓約的一萬人可以接受的真普選方案會是什麼模式，以及整個行動將會採取的策略和步驟。
不過，「佔領中環」行動對香港現有的政治文化的最大衝擊，不在於直接民主這一點，而是要求我們行使民主權利之前，必須加進商討（deliberation）的成分，惟有這樣，才能突破香港現有的政治困局。
按我的建議，簽訂誓約書的人須承諾將會參與一個「商討日」。「商討日」的概念是參考兩位美國教授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kin的建議而設計的（請參考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收集到一萬人的誓約書後，行動會組織一天「商討日」，在這天之前，可由學者或各政黨提出多個落實真普選的方案，並向所有參與者事先發放有關資料；到「商討日」當天，一萬名參與者分別前往多所學校集會，每個聚會點約有千多人。
「商討日」的第一部分是全體會議，可透過視像把各個聚會點連繫起來，由各方案的倡儀者向所有人解說方案的要點和理據，各聚會點的參與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直接向倡議者提問，並由倡議者直接回應。
第二部分則是進入小組討論的階段，各聚會點的參與者會安排到一個大約是十多人的小組，由事先接受培訓的組長帶領討論，按着各種要點，討論各個方案的利弊。
討論不一定要達成共識，而是在組長帶領下，參與者嘗試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參與者背後的理念和論據。
「商討日」選出普選方案
完成分組討論後，透過資訊科技，所有參與者就幾個方案進行即時投票，最後得票最多的方案，就會成為這一萬人對真普選的立場，也就是大家對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共同要求。
整個「商討日」的過程會透過電視直播，讓所有沒有參與的港人也可看見整個商討過程。當然，這一萬人經過商討而投票得出的方案，並不代表其他港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抉擇；但經過這樣的一個商討過程而得出的真普選方案，至少可給港人看到由參與者共同提出的方案，是經過理性和縝密的思考而得出來的。
「商討日」對香港政治文化帶來的衝擊，不單令泛民主派內部再次凝聚起來，得出在泛民主派內部具有公信力的共識方案，突破過去因紛爭而造成的嫌隙；它更可以向建制派、北京政府以至所有港人展示，在香港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制度，不會帶來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而是一個可讓不同意見的人，在公平的制度和程序下，能相互包容不同意見的制度。
至於，香港的政治文化也不會因引入普選而變得暴戾，反而證明港人已具備條件實現真正可以包容各方的民主政治。
有人可能覺得這建議已不再激進——要一萬人坐下來商討一整天，然後得出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怎樣看也不能算是個激進的行動；那些熱中以即興行動爭取民主的人，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我的建議以商討的理性換掉激進的激情，已不再激進了。
如果大家理解的激進是純即興行動式的激進，那麼我建議的激進就完全不是那樣；說我激進，其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我的建議若是激進，那是透過詳細計劃，有清晰的單一目標，準備以有限度違法的公民抗命行為去建立民主憲政的制度。我的建議當中的真正「激進」之處，應是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好讓建立起的民主憲政制度能有相配應的民主憲政文化。這種政治文化重塑的歷程，就由泛民主派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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